节延华,男,1949年出生,河南省上蔡县人,1969年入伍,现为广州军区专业作家,文艺六级(相当于师级),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河湾纪事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海的那边》、报告文学集《红颜色绿颜色》、长篇纪实文学《逝水沧桑》和《国共最初的较量》等。

从节延华以上的简历中,若要提取一个关键词,那便是他的籍贯——河南。民间贬损河南人的传言已有些年头,几近族群歧视,于是便有《河南人到底惹了谁》一书问世,予以辩驳。书的作者是周大新。周大新也是河南人、部队作家,同为我和老节的好朋友。

我不知道那些传言从何而来,也不知道河南人究竟惹了谁,至少没有惹我,同我共过事或者认识的仅有的几个河南人,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,而同节延华则认识更早,关系保持得更加密切和长久。所以说,那些传言在我这里是不攻自破的,在我的朋友圈子中也没有市场。如遇外人,我们会维护朋友,维护河南人,介绍老节时,便说这是节师长(这期间他已经是师级作家);否则,便没有这般客气,我们就要将他的官衔降到最低,叫他节班长。这一称谓自然和民间流传的董存瑞故事有关。据说董存瑞的班长就是河南人。这个也许被篡改抑或被歪曲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,那个班长几乎成了河南人的象征,在我们中间,他就是节延华,节班长。每每聚会,河南人总占少数,于是,节延华舌战群儒的场面在所难免。虽是善意的调侃或攻讦,节延华也往往招架不住,乱了方寸,此时只要有人叫一声“节老师”,他便会慌不择言地回敬一句:“你才老师哩!”有时,我们懒得和他争辩,出手就拿出绝招,群起同唱《编花篮》。这首广为流传的河南民歌,根据我们需要改了歌词,然后嫁接到老节头上。歌声一起,老节便插不上嘴,一脸沮丧与无奈,只好独自埋头抽他的闷烟。假若是一两个人,定不是他的对手,朋友中唯有芮灿庭(《羊城晚报》资深编辑)能够克他。老芮以博学和善辩见长,他俩在一起,便是一台好戏,我们便可以看到智慧的碰撞和才情的闪光,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,煞是热闹。所以,这时我们一帮好友便戏称他们俩为“两只乌鸦鸣翠柳”。这精彩的一幕,上演至今,经久不衰。

文学使我和节延华结缘。1977年夏天,我们在一次笔会上偶然相识,此前只知其名不知其人。当时军区有两个名人,简称“二华”,曾凡华(著名作家,后任《解放军报》文化生活部主任)和节延华。如果说,我们青年时期也崇拜过偶像,那便是“二华”。节延华在驻湘某师当排长,一支手枪,指挥着30个士兵,另有一支笔,可以随意调遣3000个汉字。而我呢,则是某军分区的一名普通战士加文学青年。节延华虽然不是我的排长,但在我的心目中,他比我所在的分区司令长官还要大。从此,这个节排长和一个仰慕他的战士成了至交,并且一直称兄道弟到如今。后来,我们相继调来广州,分别住寺右路和农林下路,相隔约抽两支烟的距离。当时他的家属还没有随军,我还属大龄青年,都是单身,白天,各自上班,一下班,便共进晚餐,不是他来就是我去。那年月,几乎无夜生活可言,我们的夜生活便是聊天,文学——这个永恒的话题,帮助我们愉快地打发了一个个寂寞之夜。到了凌晨,作客一方总要归去,主人相送是必然的,而且不远不近正好送到半途,那便是铁路口。在达道路与中山一路交接处,横着一条铁路,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广州的某种标志,也是我们友谊的见证,我们以此为界挥手告别,同时期待明朝的相会。

每年,我们一同度过生日,他长我几岁,彼此出生不同年,却同月同日,这在两个朋友中几乎是很少见的。朋友们都来捧场,一杯酒敬两个寿星,一句祝福的话,二人受用。年年如此,不觉新鲜,便别开生面换个过法,于是谁也不通知,二人找一僻静之所,一边对酒当歌,一边谈人生几何,那种感受,想也没有多少人体验过。

凡是认识节延华的人,没有人怀疑他的人品,但由于他平时大大咧咧,说话口无遮拦,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甚好。记得我将他引见给作曲家黄国群时,事后国群郑重提醒我,说此人不可交,千万当心,云云。哪知没过多久,他俩就天天厮混在一起,成了天底下最要好的朋友。我刚谈恋爱期间,皆因他当着我的女友说了许多犯忌的话,从而招致女友埋怨,以此认定我也非正经之人。为了证明我们共同的无辜,我俩骑着单车,长途奔袭数十里到同和,去给我的女友道歉。回程已是夜深,途经瘦狗岭时,我的车爆了胎,身置荒郊野地,无处补胎和充气,我们只好推着单车一路步行到住地。因为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使命,我们并不觉得时间已晚,也不觉累,反而感到轻松和释然。

俗话说,儿女争气,父母之福。节延华正是这样一个有福之人。平时并没有怎么管儿女的学习,对其放任自流,可两个孩子偏偏有出息,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直到毕业分配,一切都很顺利和圆满。倒是对老家的亲戚操够了心,那些来自河南农村,喊他叔叔伯伯甚至爷爷的远房亲戚到广州,给他制造了无尽的麻烦,连我们这些朋友也未能幸免。有时要找工作,有时一个电话,我们得赶去帮助排解纠纷。更有甚者,他的一个什么开车的外侄被某银行聘用,需要一个有地方身份证的亲属为其担保。节延华在部队,没有地方身份证,于是找到我,我毫不犹豫地出具了保书。不料此事却遭到了其他朋友的责备,说我太冒险了,除非亲生儿女,岂能轻易替人作保,他杀人、抢劫、贩毒了怎么办?弄不好要代他坐牢或者倾家荡产。现在想起来确实有些后怕。我当时想得是简单了一些,只是想朋友的事就是我的事,节延华平时无求于我,我帮点小忙算什么,不过一纸保书而已。我并不为此后悔,若事情放到今天,我仍然会这么去做,这是我性格使然。我们常说为朋友两胁插刀,权当我为节延华两胁插了一回刀罢了。好在一切平安过去,坐牢或倾家荡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,真是谢天谢地。

作为兄长,节延华待我不薄,送给我原装进口的随身听,替我打印小说,还送过电脑。虽说是一台他弃用的旧式电脑,但在我还没有电脑的年头,仍不失为上佳馈赠。本来,他是顽固拒绝电脑的人。朋友中,黄蒲生最早使用电脑,我们这个城市第一台家庭电脑的拥有者大概就是他。黄蒲生时刻不忘给我们灌输电脑的种种好处,却遭到节延华不屑,说,有了电脑,还要人脑袋干什么。某日,大家依约赴会,唯独节延华未到,问及,方知他在家打电脑。原来,有人当天送了他一台电脑,他从此便成了电脑迷。那还是上世纪90年的时候。后来,他更新了电脑,旧的送我,我如获至宝,整天闭门不出玩起电脑来。这台电脑真是害苦了我,原因只怪我没有参加任何学习和培训,在仅仅知道开机的情形下,单凭一张字根表,就开始胡乱拼凑汉字。电脑仿佛故意惩罚我,惩罚我这个湘西人横蛮的秉性,一个简单汉字要耗去我大半天时间。至今一手叼烟一个指头敲键盘的劣习就是那时候养成的。电脑最终还是帮了我的大忙,它让我写出了用手写不出的文字,这些字比手写的字自然好看多了。

节延华不但具有文学才华,诗,小说,散文,歌词,样样会写,而且记忆力惊人,许多被我们淡忘的经历,他都记忆犹新,能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。这大概得益于他写日记的缘故。他从入伍第一天开始记日记,坚持了几十年,从未间断过一天,迄今已经积累了厚厚五十多本,朋友中实属罕见。

最近,节延华正涉足电视连续剧,20集的剧本《广州起义》业已完成。同行对该剧都很看好,只等一位有眼光的投资者参与即可开拍。也就是说,节延华的好戏还在后头。

原载:《羊城晚报》

(作者系全国著名文学杂志《花城》主编)